但凡重大灾害事故发生，除了对事故进展跟踪了解外，人类对于生命消逝和财产损失的关注度最高，总是用凭吊古战场的心态加以事后反思，寻根问底灾难为何难以避免。通常大型灾害事故的源起，离不开天灾人祸。任何灾害事故，都可视为天灾与人祸的不同组合所导致。

  一是纯粹的天灾。历史上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庞贝古城的消逝等，非人力所能及，只能听天由命。二是天灾加人祸，以天灾为主，人祸起到了帮凶的作用。大洪灾来临时处置不当造成的重大人员受伤或死亡，就属此列。三是天灾人祸，灾难事故的发生需要天灾与人祸同时满足条件才会出现。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天灾肇事于前，公司欺瞒于后，才落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四是人祸加天灾，以人祸为事故的主要肇因，天灾只是基础性条件。例如，逢暴雨必现城市内涝，重点是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的设置不合理。五是人祸，灾难完全因人类的错误行径所导致。台湾高雄的地下管道剧烈爆炸、昆山抛光车间的巨响，均暴露出涉事群体的主观不作为以及草菅人命的冷漠意识。

  像鲁甸地震这样的灾难，看似天灾人祸，其实更应归类于人祸加天灾。即，天地虽无情，但人若能事先预防，就能最大限度减少灾难的损失。但人之有情，不能只体现在灾后的关怀、慰问、救济和补偿上，更应当“前移”灾难预防的方法，预估风险高低，否则于受灾者裨益不大。

  风险无处不在，要求人类作出完全无风险的选择，于情理不合。因此，决策时妥善评估风险等级至关重要。风险等级的高低，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二是风险发生后酿成的损失（害）多少。当风险极易发生且破坏力巨大时，身处其中者就沦为漂流之浮萍，毫无改变命运的可能。不幸的是，鲁甸地震日渐攀升的死亡人数正是这一极端不利情况的体现。倘若再不加以积极应对，类似鲁甸这样的悲剧在西南边陲恐怕还会因活跃的地壳运动而一次次刺痛国人的神经。

  鲁甸地震后，很多专家提出“提高农村建筑物的抗震标准”，我认为这缺乏可行性。一方面是农民的物力财力不足以支撑建造符合规定标准的抗震房屋，甚至连抗震结构较差的、最经济实惠的砖混结构都无力修建，而政府的补贴只是杯水车薪，最终只会不了了之，甚至肥了那些中饱私囊的无良者。悖论的是，政府在灾后不计成本地救援，却在事前预防上投入很少，倘若将救援开支制度化地用于事前减灾，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

  另一方面，期望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存在执行上的困难。工程建设领域层出不穷的腐败窝案，并非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不够健全，而是很多建设行政主任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哪怕在农村建筑的抗震方面订立再多的法律条文，缺少了强有力的法律执行力，都将只是一纸空文。

  尽管专家们提出了种种改良之策，但短期之内难有实效，更可能的是风头一过，“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一切涛声依旧，直待下一次的悲剧再次激活人们关注的激情。

  一是坦然、淡然甚至漠然而无奈地忍受。明知自己处于“火山口”上，但无力改变现实，也无外力能借助，唯一之法就是运用“忍字诀”甘心认命。这或许听起来很消极而且还有点冷血，但是除此以外还有别的改进之法吗？对于大多人而言，地震所带来的危险远在天边，只有灾难真正降临时才会有切肤之痛，但谁又愿意在生活质量亟待提高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一个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风险防范之上呢？尽管明知风险来临时会有灭顶之灾，但用于改变生活的资源受限时，人性总是倾向于满足当下的幸福感，对此又有谁能去指责他们的抉择不理性呢？

  二是寄望专家群体从践行“为多数人而设计”的理念出发，真正找到成本低、效果好、适宜大面积推广的抗震结构。目前较为成熟的抗震技术大多针对城市高层建筑而开发，如充分的利用抗震缓冲装置的“地基地震隔绝”技术，其设计极为关注抗震设防烈度。但农村建筑的抗震要求显然不能类比城市高楼大厦，既要保证建筑物在地震时不会轻易、快速、整体坍塌，可提升屋内人员生存几率，在此基础上，重建所需的重置成本或者修复、加固、补强的修缮成本应当尽量低廉，满足这两条的抗震技术，才真正契合农村建筑的特点。前者如日本人研发的类似抗震绷带的“SRF工艺”，就是对建筑物的主要支撑体系增加外部约束以提高其整体性。后者如创建了“乡村工作室”的塞缪尔-莫克比，利用废弃的很多材料（包括硬纸板、酒瓶子、鹅卵石、废弃木材等），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为穷人修建栖身之所。其最为著名的“干草捆住宅”是一座一层的建筑，面积约79平方米。“他用聚亚胺酯薄膜包裹干草捆，像砖一样把它们砌起来，再用铁丝固定它们，最后在外面罩上铁丝网并粉刷灰泥涂层。这种方法创造出了一种廉价的有着出色的保温隔热能力的墙体材料，而且还为这座低造价的住宅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材料美德。”

  三是防止伤害发生的措施就是尽量远离危险源。天灾之所以让人们痛心疾首，其根源在于天灾发生地有人居于其中。农村建筑的选址，大多是随性而为，更多考虑生活和生产方便，很少考虑抗震问题。哪怕是城市居民购买商品房，也大多只关心价格、地段、朝向、配套设施等，几乎不涉及建筑物的防震性能。在地震多发的西南地区，要想缓解天灾带来的重大损失，必须从认知上加以转变，全盘梳理建筑物选址问题，尽量对处在危险地带的居民实施“灾害移民”。

  不单处于地震带上的居民正遭遇风险，那些远离地质灾害多发区的人，又何尝不是同样处于种种“火山口”上？城市的雾霾、食品的不安全、社会治安的恶化、饮用水的劣化、土壤的重金属化等等，哪一个不是人们脚下蠢蠢欲动的浅层“震源”？如果不是觉察到危险，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挖空心思钻世界各国移民政策的空子呢？面对这些积重难返的民生难题，试问身居国际大都市的专家们又能祭出什么法宝还民众一个安全健康的宜居环境？或许有人会高高在上对边陲地区民众的默默忍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他们没什么不同：每天都身处极高的危险之中，照样要“默默承受”。如果硬要说有区别，那就是：农民兄弟没闲工夫去埋怨，而都市人往往一边啃着过期肉做的麦当劳，一边在网上吐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不得力。更客观地说，我们比他们更加危如累卵，只是我们要么不自知，要么不愿意承认，要么哀叹“那就只能这样吧”。这样的鸵鸟主义，与震区居民的逆来顺受，有何差别？